光怪陆离的霓虹灯管像一条条扭曲的毒蛇，缠绕在每一个角落，将人的脸映成鬼魅般的青紫色。

　　曹芸（化名）曾是夜郎谷的大厅经理，一个懂得如何用眼神和酒杯周旋于各色男人之间的女人。

　　当曹芸跳槽到另一家新开的夜总会时，杜少平的报复来得比想象中更快，也更残忍。

　　曹芸只来得及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惨嚎，皮肤就像被烙铁烫过的塑料，迅速卷曲、融化，露出底下鲜红的血肉和森白的筋膜。

　　杜少平的手下甚至没有多看一眼，拧动油门，消失在黑暗中，留下一个在地上抽搐蜷缩、逐渐失去人形的物体。

　　人们提起杜少平，不再仅仅因为他是前印刷厂办公室主任的儿子，或是县一中校长黄炳松的外甥。

　　他像一株扎根在阴暗潮湿土壤里的毒藤，将触须伸向了客车运营、高利贷、工程承包等每一个能榨出油水的角落。

　　2013年，新晃夜郎汽车客运公司的大股东张玉和不灵，向杜少平借了八万块钱。

　　最狠的一次是在冬天，杜少平把他拖到荒郊野外，剥掉上衣，暴打之后扔进刺骨的河水里。

　　直到他在杜少平面前跪下，像狗一样磕头求饶，杜少平才叼着烟，慢悠悠地吐出一口烟圈，像是欣赏一出有趣的戏剧。

　　他的舅舅黄炳松是新晃一中的校长，是县里教育系统的头面人物，这层关系为他披上了一件坚不可摧的合法外衣。

　　2002年，新晃一中要晋升高级中学，必须新建一座400米标准跑道的体育场。这是一个不小的工程，需要将学校后山削平，填平山脚的鱼塘和烂泥田。

　　黄炳松大笔一挥，这个从未有过任何工程经验的外甥杜少平，便轻而易举地拿到了这个价值八十万的工程承包权。

　　从此，新晃一中的后山，成了杜少平另一个王国的延伸。挖掘机的轰鸣声，像是他权力扩张的号角。

　　他每天出门前，都会用一块干净的绒布，仔细擦拭自己的眼镜片，直到镜片在灯光下看不到一丝灰尘。

　　邓世平刚从县教学仪器厂调到新晃一中总务处，因为过去在贵州搞过工程，经验丰富，加上那股刻在骨子里的认真劲儿，学校便指派他，和另一位叫姚本英的老师，共同负责这个体育场工程的监工。

　　他不止一次在饭桌上对家人描绘未来的蓝图：“等操场建好了，塑胶跑道，绿茵茵的草坪，孩子们在上面跑啊，跳啊，那该多好。”

　　邓世平说这话时，眼睛里闪烁着一种纯粹的光芒，那是对未来的憧憬，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最朴素的愿望。

　　尤其是通往操场道路两侧的护坡堡坎，那关系到每天数百名师生通行安全的关键工程，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水泥标号不够，砂浆稀得像粥，石块之间几乎没有有效的粘合，像是小孩子搭的积木，一推就倒。

　　他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只是从鼻孔里哼出一声轻蔑的冷笑：“邓老师，你是教书的，工程上的事，你不懂。了这么多活，心里有数。”

　　邓世平直接找到了校长黄炳松，连同几位学校的领导，把他们一股脑儿全拉到了施工现场。

　　杜少平也跟了过来，脸上挂着一丝玩味的、看好戏的笑容。他想看看，这个不识时务的教书匠能耍出什么花样。

　　邓世平一言不发，从旁边拎起一根水管，拧开阀门，一股强劲的水流猛地冲向那面刚砌好不久的堡坎。

　　奇迹没有发生。水流的冲击下，稀疏的砂浆瞬间被冲走，暴露出石块间巨大的缝隙。

　　紧接着，哗啦啦一阵响，几块大小不一的石头应声滚落，在地上砸起一片尘土。那面看似坚固的堡坎，像一个被戳穿的谎言，露出了它“”的本质。

　　杜少平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先是转为错愕，随即被一种混杂着羞辱的暴怒所取代。

　　杜少平死死地盯着邓世平，眼神里迸射出的凶光，仿佛要将眼前这个碍事的家伙生吞活剥。

　　他象征性地训斥了杜少平几句“怎么搞的，要保证质量”，然后便打着哈哈，和着稀泥，把事情轻轻揭了过去。

　　那天晚上，邓世平回到家，脸色异常凝重。妻子给他端来热茶，看到他眉宇间化不开的愁云，轻声问道：“今天工地上又不顺心了？”

　　他缓缓开口，声音有些沙哑：“这个工程，合同上写的是八十万，现在活还没干完，杜少平已经从学校拿走了一百四十多万。质量搞成这个样子，钱还敢这么拿……我怕是捅了马蜂窝了。”

　　妻子停下了手中的活，忧心忡忡地看着他：“少平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县里谁敢惹他？要不……算了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咱们犯不着为这点事得罪他。”

　　邓世平摇了摇头，他放下茶杯，目光望向窗外沉沉的夜色，语气却异常坚定：“不行。操场上跑的都是孩子，几百个、上千个孩子。这事，我不能不管。”

　　争执到最后，邓世平看着眼前这个油盐不进的恶棍，扔下了最后的通牒：“杜少平，我告诉你，这事没完！等工程一结束，我拿着这些证据，就去县里、市里的纪委举报你！”

　　他同样看不惯杜少平的所作所为，却又没有邓世平那样的胆气，只能选择这种方式。

　　然而，这张薄薄的信纸，在新晃县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中，经历了一场诡异的漂流。

　　它从教育局被反映到新晃一中，最终，竟不可思议地落到了被举报人杜少平的手里。

　　“好你个邓世平……敬酒不吃吃罚酒。”他将信纸揉成一团，狠狠地砸在地上，嘴角勾起一抹狰狞的冷笑。

　　新晃县的空气里开始弥漫起一丝年味，家家户户的窗户上贴起了红色的剪纸，街头巷尾的孩子们点燃了零星的鞭炮。

　　他从手下罗光忠那里搞来了几片，这种俗称“”的东西，他已经在自己KTV的包房里让小姐“试”过效果了。

　　办公室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杜少平拎着两瓶“健力宝”走了进来，脸上挂着一种极不协调的、刻意堆砌起来的笑容。

　　“邓老师，姚老师，辛苦了，喝点饮料解解渴。”他把饮料递过去，语气殷勤得让人起鸡皮疙瘩。

　　这些日子以来的无数次争吵和对峙，早已让他看透了杜少平的为人。这个笑面虎的肚子里，绝对没藏着什么好水。

　　但伸“手”不打笑脸人。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公开撕破脸皮总是一件需要极大勇气的事。

　　邓世平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了那瓶冰凉的饮料。他拧开瓶盖，象征性地喝了一小口。

　　看着邓世平喉结滚动，将那口致命的液体咽了下去，杜少平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毒蛇般的精光。

　　几秒钟后，罗光忠粗大的嗓门就在楼下响了起来，带着一种刻意的急切：“姚老师！姚老师！下面有人找你，急事！”

　　邓世平也想跟着站起来，却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眩晕，眼前的棋盘开始旋转、模糊。

　　姚本英来到楼下，只看到罗光忠一个人。罗光忠说要送些水果当作年货，拉着他去市场挑。

　　“姚老师，现在都快十二点了，你先回去吃饭吧。”杜少平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阴冷的压迫感。

　　姚本英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爬上心头。他皱起眉头，朝楼上看了一眼：“那邓老师呢？”

　　“邓老师有点累，在休息。你先回去。”杜少平板着脸，眼神像两把淬了冰的刀子，直直地扎进姚本英的眼睛里。

　　他想起了县里关于杜少平的那些血腥传闻，想起了那张被硫酸毁掉的脸。反抗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便被巨大的恐惧所吞噬。

　　姚本英不敢再多问一句，只能在杜少平逼视的目光下，像一只被驱赶的绵羊，无奈地转身离去。

　　他带着罗光忠，重新走上楼梯，每一步都踩得沉重而又得意，像是走向一场早已注定的献祭。

　　他双目紧闭，呼吸均匀，像是在午睡。只是他的脸色，在惨白的光线下显得有些不正常的潮红。

　　他们将邓世平的双手反剪到背后，用胶带一圈一圈地缠紧。然后是双脚。在整个过程中，邓世平只是无意识地哼了两声，身体软得像一滩烂泥。

　　最残忍的一步来了。杜少平撕下一段长长的胶带，死死地封住了邓世平的嘴和鼻子，胶带的边缘深深地陷进了皮肉里。

　　紧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黑色的塑料购物袋，毫不犹豫地套在了邓世平的头上，在脖颈处收紧。

　　罗光忠吓得魂飞魄散，但杜少平的命令他不敢不从。他扑上去，用尽全身力气死死摁住邓世平正在抽搐的双腿。

　　杜少平没有丝毫迟疑，对准那个被黑色塑料袋包裹的头部轮廓，用尽全力，猛地砸了下去。

　　一股温热的液体，透过塑料袋渗了出来，带着浓重的血腥味，迅速在沙发上晕开一片深色的印记。

　　工地上，几个为了铺设跑道而挖的深坑，像一张张咧开的、等待吞噬祭品的巨口。他的语气冰冷得不带一丝人类的情感：

　　当天深夜十一点，夜色如墨。杜少平和罗光忠借着微弱的月光，像两只鬼祟的野狗，将包裹在床单里的尸体从办公室里抬了出来。

　　紧接着，他们又将坑边几块数百斤重的预制石块奋力推了下去，重重地砸在尸体上，确保它被压在最深处，永世不得翻身。

　　天空中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冷雨。已经因为临近春节而停工的工地，反常地响起了推土机的轰鸣声。

　　杜少平和罗光忠站在雨中，面无表情地指挥着司机，将一铲铲湿漉漉的泥土，填进那个掩埋了罪恶与真相的深坑。

　　那个深坑被彻底填平，表面被履带碾压得严严实实。雨水冲刷着新鲜的泥土，仿佛在努力洗去这片土地上刚刚发生的、令人发指的罪行。

　　但有些东西，是雨水永远也洗不掉的。它们只会沉淀下去，渗入地底，等待着有朝一日，石破天惊。

　　一种强烈的不安感像毒蛇一样缠绕着他们的心脏。邓世平为人严谨，生活规律，绝不可能无故失联。

　　四十多个人，在新晃一中的后山、水池、河边、防空洞，甚至农民储存红薯的地窖里，都翻了个底朝天。

　　导演是黄炳松，他需要用这种方式来拖延时间，制造“邓世平离家出走”的假象，为他那杀人的外甥抹平痕迹。

　　学校方面一直说已经向县公安局报了案，但他们却迟迟没有等到任何警察上门询问情况。

　　到了那里，他们才从值班民警口中得知一个冰冷的事实：学校，根本就没有报过案。

　　邓家人正式向新晃县公安局报案，明确提出了他们的怀疑：邓世平的失踪，与承包操场工程的杜少平有直接关系，甚至可能已经遇害。

　　然而，接待他们的民警只是轻描淡写地记录了几句，便以“没有证据，无法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为由，将他们打发回家。

　　在新晃县公安局的档案里，这起人命关天的案子，被草草地归入了“失踪人口”的类别。

　　那是一堵看不见的墙，冰冷、坚硬，无论邓家人如何哭喊、如何冲撞，都无济于事。

　　邓家人不知道，这堵墙的背后，一张由金钱、权力和人情编织而成的黑色大网，已经悄然张开。

　　在邓世平失踪二十多天后，县城里“邓老师被杜少爷埋了”的流言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黄炳松在一个深夜把杜少平叫到自己家里。他关上门，拉上窗帘，压低了声音，只问了一句：

　　杜少平这些天一直活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中，面对舅舅的质问，他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颓然地点了点头。

　　他指着杜少平，嘴唇哆嗦着，半晌才迸出一句恨铁不成钢的痛骂：“你啊！太糊涂了！”

　　惊恐和愤怒过后，血缘和利益迅速占据了上风。黄柄松没有报警，没有劝外甥自首，而是开始了他长达十六年的“平事”生涯。

　　杨军和杜少平是中学同学，也是黄炳松曾经的学生。这层关系，是这张黑网的第一根，也是最关键的一根经线。

　　早在杀死邓世平后不久，杜少平就以“拜年”的名义，给杨军送去了五千块钱现金和高档烟酒。

　　元宵节前后，当黄炳松确认了杀人事实后，又亲自出马，在新晃一中的校门口，将另一个装有五千元现金的信封塞给了杨军。

　　“杨军，杜少平确实杀了邓世平。你是他同学，也是我的学生，帮帮忙，把这个案子往‘失踪’的方向去查。”

　　但收下的钱像烙铁一样烫手，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在任上也有不少见不得光的把柄攥在杜少平手里。

　　如果杨军不答应，这个亡命之徒很可能会把他一起拖下水。权衡利弊之后，他选择了同流合污。

　　但邓家人没有放弃。他们搜集了同事姚本英的证词、工地在邓世平失踪后反常复工的线索，半个月后再次报案。

　　压力终于从上面传了下来。2003年3月7日，怀化市政法委领导做出批示：“应当立案调查”。

　　论起来，邓水生和邓世平还有“同门”之谊。在邓家人看来，有了这层关系，案件必定能水落石出。

　　然而，他们太天真了。他们以为派来的是包青天，却不知这张黑网早已做好了迎接他的准备。

　　杜少平大摆宴席，邀请专案组的刘洪波副局长、曹日铨大队长、陈守钿副大队长等人，酒桌上称兄道弟，酒足饭饱后，又将他们请到自己的夜郎谷KTV，所有消费免单。

　　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杜少平早已让人打扫过现场。但经验丰富的邓水生，还是敏锐地在墙壁上发现了喷溅状的血迹。

　　“只要把这两种血液进行DNA比对，就能鉴定出来。”邓水生的话，让邓家人再次燃起希望。

　　这个消息，也通过专案组的“内线”，第一时间传到了黄炳松和杜少平的耳朵里。两人大吃一惊，知道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他让当时新晃一中的办公室主任杨荣安，通过曹日铨的关系，联系上了邓水生。在一个隐蔽的茶楼里，一个厚厚的信封被推到了邓水生的面前。里面是两万块钱现金。

　　但那两万块钱的厚度，以及黄炳松在新晃县无所不在的影响力，最终压垮了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根道德底线。

　　那份能够锁定凶案现场的关键血样，被他以各种理由拖延送检，最终不了了之，彻底失去了时效。

　　他要确保万无一失。他通过自己的老同事，时任怀化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伍绍昆，搭上了怀化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学文的线。

　　两次饭局，几瓶茅台，若干个心照不宣的信封之后，杨学文也点了头，同意将案件的调查方向彻底转移。

　　至此，一张从新晃县公安局普通民警，到刑警队长、政委，再到怀化市公安局法医、副局长，甚至牵涉到检察院、县委领导的巨大保护伞，被黄炳松彻底撑开。

　　而杀人凶手杜少平，则在这张大网的庇护下，继续着他“少爷”的生活，吃喝玩乐，作威作福，仿佛那个冬日午后的残忍杀戮，只是一场无足轻重的梦。

　　时间是一条冷酷的河流，它能磨平山棱，改变地貌，也能将一桩血淋淋的命案冲刷得只剩下模糊的轮廓。

　　十六年，五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对于新晃这座湘西小城来说，足以让一代人长大，让许多记忆褪色。

　　但对于邓家人来说，时间不是流逝，而是凝固。它凝固在2003年1月22日那一天，凝固在父亲邓世平离家后再也没有回来的那个黄昏。

　　十六年来，邓玲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信使，向着一个看不见的回音壁，一遍又一遍地投递着父亲的冤情。

　　新晃县公安局、怀化市检察院、湖南省政法委、中央巡视组……每一个她能想到的、代表着公权力和正义的机构，都收到过她的信。

　　信的内容从最初的悲愤控诉，到后来的条理清晰，她将每一个疑点，每一个证人的名字，每一次报案的经历，都梳理得清清楚楚。

　　邓玲学会了用法律的语言去陈述，用证据的逻辑去构建，她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孩，被逼成了一个半吊子的“法律专家”。

　　这个说法，像一把淬了毒的软刀子，不仅割在邓家人的心上，更玷污了邓世平一生清白的声誉。

　　她和母亲去菜市场买菜，卖菜的小贩会用一种同情又夹杂着鄙夷的眼神看着她们。

　　有一次，邓玲甚至听到邻居在背后议论：“看，那就是卷款私奔的邓老师家的女儿，真可怜，摊上这么个爹。”

　　邓玲气得浑身发抖，她冲上去想和对方理论，却被母亲死死拉住。母亲的眼睛里含着泪，摇着头，嘴里只重复着一句话：“算了……算了……”

　　是啊，怎么理论？父亲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们连一座可以哭诉的坟茔都没有。

　　每年的清明节，或是父亲的忌日，邓玲都会做一件只有自己知道的、充满仪式感的事情。

　　邓玲会买上一束父亲最喜欢的菊花，独自一人，悄悄来到新晃一中的操场边。她不敢走近，只能隔着一道高高的围墙，远远地望着那片绿茵茵的操场。

　　操场上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年轻的学生们在跑道上追逐，在草坪上翻滚，体育老师的哨声清脆而响亮。

　　夜郎谷KTV依旧是县城最奢靡的销金窟，杜少平的客运公司几乎垄断了县里的几条黄金线路，他放的高利贷让好几个家庭家破人亡。

　　这种怕，不仅仅是因为他手下的那群马仔，更是因为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他的背后，有那张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网”。

　　而关于“操场埋尸”的传言，也像一株生命力顽强的野草，在这十六年里从未真正断绝。

　　它从不敢在公开场合被谈论，只在私下的酒桌上、昏暗的牌局里，或者邻里之间最隐秘的闲聊中，像幽灵一样冒出来。

　　“千真万确！当时工地的人都看见了，邓老师失踪第二天，下着大雨，杜少爷还让推土机去填坑呢，邪门得很。”

　　这根刺，在地下埋了十六年。它在等待，等待一把足够锋利的利剑，将包裹着它的黑暗土壤，彻底剖开。

　　2019年4月，春天已经走到了尾声，但一股比倒春寒更凌厉的寒流，席卷了整个新晃县。

　　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的地痞流氓、黑恶势力，都嗅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危险气息，纷纷夹起了尾巴。

　　这把从天而降的利剑，精准地刺向了新晃县最根深蒂固的毒瘤——“少爷”杜少平。

　　KTV被查封，客运公司被调查，那些曾经被他欺压、敢怒不敢言的受害者们，开始鼓起勇气，向警方提供线索。

　　一桩桩陈年旧案被翻出：泼硫酸致人毁容、暴力催收、强占股份、开设赌场……杜少平的罪行清单越拉越长。

　　然而，在督导组的办公室里，资深的办案人员却感到一丝困惑。他们围坐在一张铺满了案卷的长桌旁，眉头紧锁。

　　“杜少平这个团伙，在新晃盘踞了近二十年，能量这么大，关系网这么深，卷宗里最严重的罪名，居然只是‘故意伤害’？”

　　一位头发花白的组长用手指敲着桌面，语气里充满了质疑，“这不合常理。按照他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事风格，手上不可能没有人命。”

　　另一位年轻的组员补充道：“组长，我们在外围摸排的时候，听到了一个传闻，已经传了很多年了。”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而又兴奋的气息。如果这个传闻属实，那无疑将是一起足以震惊全国的惊天大案。

　　督导组几次尝试从外围突破，询问了许多当地人，但一提到这个话题，所有人要么讳莫如深，要么语焉不详。

　　对于那些有明确证据的罪行，他供认不讳，但一旦话题触及更深层次的问题，尤其是关于命案的，杜少平便立刻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一概以“不知道”、“不清楚”、“没听说过”来回应。

　　就在这时，一封信，一封承载了十六年血泪与期盼的信，被递交到了督导组的手中。

　　当从新闻里看到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进驻新晃、杜少平应声落网的消息时，邓玲正在灯下整理又一封准备寄出的举报信。

　　邓玲压抑住内心的激动，将十六年来所有的悲愤、思念和证据，都倾注到了笔尖。

　　写下了父亲失踪当天，同事姚本英被支开的可疑情节；写下了失踪第二天，停工的工地反常复工二十分钟的诡异举动；更写下了当年公安机关立案调查过程中，那些令人费解的拖延和不了了之。

　　这封信，字字泣血，逻辑清晰，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这桩尘封悬案最核心的疑点。

　　当督导组的组长读完这封信时，他重重地将信拍在桌上，眼神里迸发出锐利的光芒：“查！给我深挖！这绝对不是一起简单的失踪案！”

　　杀人埋尸，这么大的事情，杜少平一个人绝对搞不定。他的同伙里，总有心理防线薄弱的突破口。

　　他们将杜少平可能面临的死刑判决，以及主动坦白可以获得宽大处理的政策，反复向这些昔日的马仔们宣讲。

　　在审讯室刺眼的灯光下，那名团伙耷拉着脑袋，身体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在椅子上。

　　良久的沉默后，他终于抬起头，用一种蚊子般细微、却又清晰无比的声音，颤抖着吐露了那个埋藏了十六年的秘密：“邓老师……邓老师他……确实被‘少爷’杀了……”

　　那人闭上眼睛，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一字一顿地说道：“就……就埋在……学校操场底下。”

　　一个人民教师，光天化日之下被黑恶势力杀害，尸体就被埋在学生们每天奔跑嬉戏的操场之下，沉冤十六年。

　　这意味着，要将一桩尘封了十六年的丑闻，以一种最震撼、最无可辩驳的方式，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一个老师被埋在学校操场底下，这个消息一旦证实，新晃县的形象将一落千丈，成为全国性的笑柄和污点。

　　“这是十六年前的人犯下的错，后果不应该由我们这一届来承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在新晃县主要领导力排众议、坚决表态全力支持彻查之后，挖掘的决定终于被最终敲定。

　　2019年6月18日，清晨。新晃一中的师生们惊讶地发现，学校的体育场在一夜之间被高高的蓝色围挡和警戒线彻底封锁了起来。

　　四台黄色的挖掘机，如同四只钢铁巨兽，缓缓开进了操场，停在跑道中央，履带深深地压进了红色的塑胶。

　　那个流传了十六年的传说，像病毒一样，在校园里、在整个县城里，迅速传播、发酵。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悬着一个巨大的问号：难不成，那个传言是真的？

　　紧接着，水泥层被破碎锤击得粉碎，再往下，是厚厚的、被压得无比坚实的泥土。

　　邓玲渴望着真相大白，渴望着找到父亲的下落，给他一个清白；但她又恐惧着那个结果，她无法想象，当父亲的骸骨真的从那冰冷的泥土中被挖出时，自己该如何面对。

　　一位负责现场警戒的警察看着邓玲苍白的脸和红肿的眼睛，于心不忍，轻声问她：“如果今天还是挖不到，明天……你还会来吗？”

　　邓玲抬起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她的眼神却异常坚定。她望着操场上那个越挖越深的坑，一字一顿地说：“要来。我要……接他出去。”

　　眼看着天色越来越暗，挖掘工作似乎又要无功而返。警察劝她先回去休息，明天天亮了再继续。

　　就在这时，远处一个深坑旁，突然传来一声变了调的惊呼：“挖到了！挖到了！”

　　她远远地看到，坑边围拢的警察们动作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她明白，那意味着什么。

　　双腿再也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邓玲“扑通”一声瘫坐在地上，压抑了十六年的情绪在这一刻彻底决堤。

　　她捂着脸，发出了撕心裂肺的痛哭声。她知道，那具被挖出来的东西，很可能就是她等待了十六年的父亲。

　　警方一边派人安抚邓玲的情绪，一边果断下令：打开体育场所有的照明灯，连夜挖掘！证据就在眼前，绝不可能再多等一个晚上。

　　挖掘机的轰鸣声，彻夜不息，像是在为这迟到了十六年的真相，奏响沉重的悲歌。

　　在一处极深的地下，几块数百斤重的大石头被吊起后，一具完整的人体骸骨，显露了出来。

　　在一件衣服的口袋里，法医找到了一个已经发黄变脆的塑料壳，上面依稀可以辨认出“新晃县一中通讯录”的字样。

　　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坑内散落的41根长短不一的黄色胶带，和一个已经与泥土半融在一起的黑色塑料袋。

　　虽然证据几乎已经可以百分之百地确认死者身份，但警方还是以最严谨的程序，第一时间提取了骸骨的DNA样本，并为邓玲等直系亲属抽血，进行比对。

　　一份白纸黑字的DNA鉴定报告，被“啪”地一声，摔在杜少平面前的审讯桌上。

　　报告上，“确认骸骨为邓世平”的结论，像一柄重锤，狠狠砸在了他最后的心理防线上。

　　预审员的声音冰冷，不带一丝感情。杜少平死死地盯着那份报告，瞳孔在瞬间收缩。

　　他那张故作镇定的脸，像被风化的石膏像一样，开始一寸寸地龟裂。冷汗从他的额角渗出，顺着脸颊滑落。

　　杜少平用来抵抗的所有谎言和侥幸，在这份科学的、无可辩驳的铁证面前，都变得不堪一击。

　　杜少平以为自己布下的天罗地网，足以让他高枕无忧。但他算错了一件事——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是……是我杀的。”

　　从如何因工程质量问题与邓世平结怨，到如何因为一封举报信而动了杀心；从如何用掺了的饮料设下圈套，到如何与罗光忠一起，用锤子和胶带结束了邓世平的生命。

　　再到如何趁着夜色，将尸体埋入操场的深坑……每一个细节，都与警方的勘查结果和法医的鉴定结论完全吻合。

　　一张由谎言和暴力维系的黑幕，被彻底撕开了一个口子。而扫黑除恶的利剑，便顺着这个口子，毫不留情地刺了进去。

　　那个运筹帷幄的织网者，新晃一中原校长黄炳松，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承认了自己包庇外甥、并利用人脉关系干扰司法公正的全部罪行。

　　那个收受贿赂、将命案定性为“失踪案”的新晃县公安局原政委杨军，在审讯室里痛哭流涕，交代了自己如何被金钱和人情腐蚀，一步步沦为黑恶势力帮凶的过程。

　　当办案人员找到他时，这个当年身着警服、一脸正气的法医，已经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眼神躲闪的退休老人。

　　面对质询，他只沉默了半晌，便老泪纵横，全盘托出了当年如何收受两万元贿赂，故意拖延血样送检，导致关键证据失效的经过。

　　2019年12月，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和相关县级人民法院，分别开庭审理了杜少平等人涉黑案，以及黄炳松等19名公职人员渎职犯罪案。

　　被告席上的邓水生，突然转过身，面向旁听席上邓家人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他老泪纵横，声音哽咽

　　它换不回邓世平的生命，也抹不去邓家人心中那道深刻的伤痕。但它至少证明了一件事

　　主犯杜少平，因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聚众斗殴罪、强迫交易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其余姚才林、宋峙霖等12名团伙成员，也分别被判处一年至八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新晃公安局原副局长刘洪波、原刑警大队长曹日铨等人，均以徇私枉法罪，被判处十至十三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怀化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杨学文、新晃县公安局原局长蒋爱国，则以玩忽职守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七年。

　　当法官念出那一份长长的判决名单时，旁听席上响起了一阵压抑的啜泣声。那是正义得以伸张后，百感交集的泪水。

　　2020年1月20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罪犯杜少平在怀化市被依法执行死刑。